01配资网站排名第一
1933年秋，南昌。
这座古老的城市，此刻正被一种无形的肃杀之气笼罩。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桂花香气，却无法冲淡司令部行营里浓重的雪茄烟味和地图上扑面而来的硝烟气息。
夜已深沉，行营主楼的窗户却亮如白昼。
这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整个“围剿”赤共的战争心脏。
蒋介石身着一袭笔挺的特级上将戎装，正站在一幅巨大的江西南部地图前。他的背影在煤油汽灯的强光下拉得很长，投射在冰冷的水泥墙上，宛如一尊沉默的雕像。
他已经在这里站了足足两个小时，纹丝不动。
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那是他亲手绘制的。每一个箭头，每一条曲线，都代表着数十万大军的动向，关系着无数人的生死。
此刻，他布下的天罗地网，正从四面八方，以一种缓慢而决绝的姿态，向着中央苏区的核心——瑞金，缓缓收紧。
「委员长。」
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声音压得极低，生怕惊扰了这位最高统帅的沉思。
蒋介石没有回头，目光依旧死死地钉在地图上，仿佛要将那片红色的区域烧穿。
「说。」
他的声音嘶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掌控全局的沉稳。
「前线急报，第十八军罗卓英部报告，在抚州以南的藤田地区，发现赤匪主力有集结迹象。」
钱大鈞的语气透着一丝紧张。
「主力？」
蒋介石终于缓缓转过身，灯光照亮了他清癯而坚毅的面庞。他的眼神锐利如鹰，仿佛能穿透黑夜，直视千里之外的战场。
「有多少人？指挥官是谁？」
「番号不明，初步估计不少于三个军团。至于指挥官……」
钱大鈞顿了一下，有些迟疑地说道：
「情报显示，并非朱、毛。」
听到「并非朱、毛」这四个字，蒋介石紧绷的嘴角，竟微微向上扬起了一丝弧度。那是一种极度轻蔑的，甚至带着一丝怜悯的弧度。
他从地图前的桌案上拿起一根雪茄，钱大鈞立刻上前，划着火柴为他点燃。
青白色的烟雾缭绕而上，模糊了蒋介石的表情。
「不是朱毛，便是土鸡瓦狗尔。」
他淡淡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自信。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已经和那个姓毛的对手隔空较量了整整三次。前三次“围剿”，他调动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大军，每一次都志在必得，每一次却都在看似即将成功的最后关头，被对方以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方式，在山野之间，化于无形。
那种感觉，就像一记重拳奋力挥出，却打在了一团棉花上，不仅无处着力，反而差点闪了自己的腰。
他研究过毛泽東的用兵之道，那些“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在他这个正统的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看来，简直是旁门左道，是上不了台面的“流寇主义”。
然而，就是这种“流寇主义”，让他损失了数万精锐，折了数员大将。
他恨透了那种感觉。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他从上海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为他制定了全新的“堡垒”战术。用铁丝网、碉堡、公路，组成一道道无法逾越的枷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将赤匪的生存空间一点点挤压。
他要用绝对的实力，堂堂正正地碾碎对手。
更重要的是，他安插在赤都瑞金的内线传回了可靠情报：那个让他头疼不已的毛泽東，因为所谓的“右倾逃跑主义”，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现在的赤军，由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名叫博古的年轻人，和一个同样来自苏联，名叫李德的德国军事顾问全权指挥。
一个二十多岁的黄口小儿，一个对中国地理、民情一无所知的洋人。
蒋介石的嘴角再次浮现出那丝冷笑。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传我命令。」
蒋介石的声音在寂静的指挥室里回荡，带着金属般的质感。
「令罗卓英部，协同陈诚第十一军，不必理会藤田之敌，继续按原计划，向南压缩推进，构筑碉堡线。」
钱大鈞闻言，脸色微微一变。
「委员长，这……是不是有些冒险？万一藤田之敌是其主力，我军侧翼将完全暴露。」
「暴露？」
蒋介石猛吸一口雪茄，将烟雾重重喷出。
「一个连指挥官姓名都搞不清楚的部队，一群失去了灵魂的乌合之众，也配谈‘主力’二字？」
他走到钱大鈞面前，伸出两根手指，语气斩钉截铁。
「记住，现在的赤军，不过是两个人在指挥。」
「一个是根本不懂中国战场的德国人，一个是只会纸上谈兵的留学生。他们只会打阵地战，只会用人命去填堡垒的壕沟。」
「他们以为这是欧洲的凡尔登，可惜，这里是中国的江西。」
蒋介石的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光芒。
「我要的，不是击溃他们，而是要全歼他们！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你，明白吗？」
钱大鈞被这股强大的气场所震慑，不敢再多言，挺身立正。
「是！谨遵委员长谕令！」
说完，他转身快步离去，空旷的指挥室里，只剩下蒋介石一人。
窗外，风更紧了，吹得树枝呜呜作响，如同鬼魅的低语。
蒋介石重新踱回地图前，看着那个被他用红色铅笔圈起来的，名叫“瑞金”的小小县城，脸上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
他坚信，这一次，那个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对手，已经彻底失去了翻盘的可能。
他甚至在心中，已经开始构思胜利后的全国通电。
然而，他并不知道，正是他此刻这个基于“毛泽東已失势”这一判断而做出的决定，在未来的岁月里，将让他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
他也更不会想到，就在他意气风发，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这个深秋夜晚，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伟大迁徙，已经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拉开了序幕。
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发生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瞬间。
一个决策，一次误判，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02
要理解蒋介石在1933年的那份自信，就必须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更早的年代。
在毛泽東这个名字，还未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之前，蒋介石的军事生涯，几乎是一部所向披靡的战史。
1926年，广州。
盛夏的溽热笼罩着这座南国的革命策源地。黄埔军校的操场上，尘土飞扬。
一个身材不高，却腰杆挺得笔直的军人，正站在高高的点将台上，用他那带着浓重宁波口音的官话，向台下数千名年轻的军官生发表演说。
「我们革命的责任，是要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奸商、劣绅，统统打倒！……我们的革命，就是拿我们的生命，去和反革命的决一死战！」
他的声音并不洪亮，甚至有些尖锐，但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砸进每一个年轻军人的心里。
他，就是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那时的他，不过三十九岁，眼神里却已经有了睥睨天下的气概。
台下，站着他最引以为傲的黄埔子弟兵，也站着未来的国共两党无数叱咤风云的将帅。
人群中，一个身材挺拔、目光深邃的年轻人，正静静地听着。他就是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彼时的他，还只是蒋的下属，是他麾下的一员干将。
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两个站在同一个点将台上的人，未来将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展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生死较量。
誓师北伐的炮声，很快响彻了珠江两岸。
蒋介石亲率八个军，十万之众，剑指中原。
当时的中国，早已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之中。盘踞在北方的，是三股最强大的势力：直系的吴佩孚，拥兵二十万，控制着两湖、河南和河北；奉系的张作霖，坐拥三十五万大军，虎踞东北和京津；以及东南的五省联帅孙传芳，麾下兵力亦有二十万，占据着富庶的江浙、福建、安徽、江西。
这三位，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威名赫赫的一方枭雄？
在所有人看来，蒋介石的十万粤军，想要撼动这三个庞然大物，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而，蒋介石用事实，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
他的战略清晰而果决：联奉、打吴、逼孙。
战争的进程，几乎就是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完美展演。
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实力最强，但也最孤立的吴佩孚。
汀泗桥、贺胜桥，一场场硬仗下来，吴佩孚的主力被打得溃不成军，曾经不可一世的“玉帅”，最终狼狈逃窜，一蹶不振。
紧接着，面对气势汹汹的孙传芳，蒋介石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战场嗅觉和指挥艺术。
南昌城下，他三度攻城，屡败屡战，硬是凭着一股韧劲，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龙潭一役，更是惊心动魄。孙传芳集结主力渡江反扑，一度切断了北伐军的后路，南京城内一片恐慌。
关键时刻，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稳定军心。他调兵遣将，沉着应对，最终在白崇禧、何应钦等将领的奋战下，将孙传芳的渡江部队全数歼灭。
此役过后，孙传芳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回天。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便在他的凌厉攻势下土崩瓦解。
蒋介石的名字，第一次震动了全国。
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从南国走出的军人，绝非等闲之辈。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他的政治手腕，都远远超出了那些旧时代的军阀。
他知道如何运用现代化的军事思想，知道如何进行政治宣传，更知道如何凝聚人心，尤其是如何牢牢抓住黄埔系这支完全忠于他个人的军事力量。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放眼全国，无论是论战绩，还是论谋略，蒋介石都堪称是第一军事名将。
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光芒万丈，无人能及。
这份由一场场胜利累积起来的强大自信，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骨子里。
所以，当他将目光转向江西那片红色的土地时，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会失败。
在他看来，那些扛着红旗，打着“工农武装”旗号的军队，与他曾经交过手的吴佩孚、孙传芳之流，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他有最精良的德械师，有源源不断的军费，有全国的资源作为后盾。
而对手有什么？
不过是一群拿着土枪、大刀的泥腿子。
他有理由相信，只要他亲自出马，解决这些人，不过是时间问题。
于是，他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十万大军，兵分八路。
结果，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俘，近一个师被全歼。
他不信邪，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二十万大军，由他最信任的何应钦指挥。
结果，损兵折将三万余人，狼狈收场。
他被彻底激怒了，发动了第三次“围日志”，三十万大军，由他亲自坐镇南昌指挥。
结果，依然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连续三次的失败，像三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脸上。
他开始疯狂地研究这个名叫毛泽東的对手，研究他的每一篇文章，分析他的每一次用兵。
他想不通，也无法接受。
一个连军校大门都没进过的“书生”，一个只读过几本《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的“山大王”，凭什么能屡次挫败他这个科班出身的职业军人？
这不合逻辑，也颠覆了他对军事的全部认知。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对毛泽東产生了一种既愤恨又好奇的复杂情绪。
直到第五次“围剿”，当他得知毛泽東已经靠边站时，他积压已久的屈辱和怒火，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他要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压倒性的胜利，来证明自己。
证明他蒋中正，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军事天才。
证明之前的一切失败，都不过是偶然。
也正是因为这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心态，让他忽略了危险的信号，做出了那个看似无比正确，实则后患无穷的决定。
他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却也亲手将他的对手，推向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更高的历史舞台。
03
历史，有时候就像一个最高明的剧作家，总是在不经意间，埋下最关键的伏笔。
就在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动五十万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一步步将中央苏区推向绝境之时。
在千里之外的川北，另一支红军部队——红四方面军，也在经历着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他们的对手，是被称为“四川王”的军阀，刘湘。
刘湘调集了二十万川军，对红四方面军展开了疯狂的“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张国焘，而具体的军事指挥，则由一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人负责。
他叫徐向前。
这位日后共和国的元帅，此刻正面临着他军事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川军的攻势，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红四方面军虽然英勇善战，但在兵力、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打得异常艰苦。
许多阵地，都是反复争夺，尸横遍野。
在最危急的时刻，徐向前亲自提着大刀冲上阵地，与敌人展开肉搏。
然而，战局依旧在不断恶化。
就在红四方面军被压缩在万源一带，即将陷入重围的绝境之时。
徐向前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放弃阵地战，收缩兵力，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击战。
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计划。
一旦失败，红四方面军将全军覆没。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对这个计划充满了疑虑。他更倾向于稳扎稳打，继续死守阵地。
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是张国焘拍了板，支持了徐向前的计划。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决定红四方面军命运的关键一招。
徐向前集中了全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川军的结合部，大穿插，大迂回，将刘湘的“六路围攻”打得支离破碎。
万源大捷，红四方面军一战扭转乾坤，不仅粉碎了川军的围攻，还歼敌八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根据地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这场胜利，堪称是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
然而，当这场胜利的捷报，通过秘密电波，传到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央苏区时，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当时掌控着中央苏区军事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对徐向前的战术嗤之以鼻。
在他们看来，这种运动战、游击战，是“机会主义”，是“消极避战”，根本无法与委员长的“堡垒”战术相抗衡。
他们坚持认为，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打消耗战。
为此，他们命令红军主力，在广昌一线，构筑工事，与陈诚的精锐部队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拉锯战。
结果，红军付出了伤亡五千余人的惨重代价，广昌依然失守。
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就此洞开。
两条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在几乎同一时间，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也呈现出了天差地别的结果。
一个是绝处逢生，一个是血流成河。
这背后，不仅仅是指挥官个人能力的差异，更是两种军事思想的激烈碰撞。
而此刻的蒋介石，正沉浸在广昌大捷的喜悦之中。他将这场胜利，完全归功于自己的“堡垒”战术，以及对手的愚蠢。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也或者说，他根本不屑于去注意，在遥远的四川，他的另一个潜在对手，已经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了另一种战术的巨大威力。
他的眼中，只有一个毛泽東。
他认为，只要打倒了毛泽東，或者说，只要毛泽東无法指挥红军，那么，胜利就必然属于他。
这种思维上的傲慢与偏见，让他的视野变得狭隘。
他就像一个棋手，只盯着棋盘上对方的某一个棋子，却忽略了整个棋局的变化，以及对方其他棋子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他麾下的那些能征善战的将领们，如陈诚、胡宗南、杜聿明，也同样继承了他的这种思维。
他们崇拜德国的军事思想，迷信武器装备的优势，看不起红军那些看似“落后”的战术。
他们打心底里认为，自己是在与一群“土匪”作战。
这种集体性的傲慢，最终将让他们在未来的解放战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被他们最看不起的对手，用他们最无法理解的方式，打得一败涂地。
而这一切的种子，其实早在1933年的那个秋天，就已经悄然埋下。
04
1934年10月，夜色如墨，笼罩着瑞金城。
秋风萧瑟，吹得城头的红旗猎猎作响，也吹动着城中每一个人的心。
离别的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点。
机关、工厂的机器被拆卸装箱，文件、档案被付之一炬，伤员、家属被紧急疏散。
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向着城西的于都河集结。
第五次反“围剿”，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蒋介石“堡垒”战术的步步紧逼之下，中央苏区的根据地被压缩到了极点，红军主力面临着被合围全歼的危险。
突围，长征，成了唯一的选择。
队伍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正默默地走着。他的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步伐也有些踉跄。
他就是毛泽东。
此刻的他，早已被解除了军权，只是一个跟随大部队行动的“闲人”。
没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也没有人向他汇报情况。他就像一个局外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根据地，就这样沦陷，看着红军被迫踏上了一条生死未卜的征途。
他心中的痛苦与煎熬，可想而知。
然而，他的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的颓丧。他的那双眼睛，在黑夜中，依旧闪烁着深邃而坚定的光芒。
他在思考，在观察，在等待。
他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惨痛的失败，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过去那条错误的军事路线。
机会，总会来的。
队伍的最前方，是博古和李德。
他们依然大权在握，依然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指挥着这支前途未卜的军队。
他们把这次战略转移，看作是一次大规模的“搬家”。
他们带上了所有的坛坛罐罐，印刷机、军工设备、文件档案，甚至还有X光机。
两个负责抬着X光机的战士，成了队伍中最显眼，也最痛苦的存在。
这支臃肿而笨拙的队伍，缓慢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成了一个巨大的、移动的靶子。
而在他们的身后，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兵，正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湘江之战，成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红军的数个军团，在湘江两岸，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血，染红了湘江水。
战士们的尸体，铺满了渡口。
短短几天的战斗，中央红军，就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了三万余人。
惨烈的失败，如同惊雷，震醒了所有人。
质疑、愤怒、不满的情绪，在幸存的红军将士中，迅速蔓延。
人们开始公开质问：到底是谁，把我们带到了如此绝境？
矛头，直指博古和李德。
1935年1月，贵州，遵义。
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即将见证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转折。
在一栋二层的小楼里，一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会议，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异常凝重。
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力量的强大，而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却轻描淡写，百般辩解。
他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们的强烈不满。
紧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以事实为依据，严肃地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作为军事负责人的责任。
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会议的气氛，开始变得对博古和李德极为不利。
就在此时，一个沉默了许久的人，站了起来。
他就是毛泽东。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他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也没有声色俱厉的指责。他只是用他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语调，冷静而深刻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原因。
他从战略、战术、指挥等多个层面，将博古和李德的“洋房子”，批驳得体无完肤。
他的发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一针见血。
他让所有人都明白了，失败的根源，不在于敌人太强大，而在于我们自己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他的发言，像一道闪电，划破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
紧接着，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人，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形势，已经非常明朗。
会议的最后，进行了一项关键的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最终的决议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而在会后不久，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那一刻，当这个决定被宣布时，历史的齿轮，发出了一声沉重而清晰的转动声。
那个曾经让蒋介石头疼不已，却又被他认为已经彻底出局的对手，以一种王者归来的姿态，重新拿起了他最擅长的武器——军队的指挥权。
而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还沉浸在“追剿”的捷报之中，还在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赤匪”将在数月之内，被彻底消灭。
他不知道，他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从遵义会议之后，他和他麾下的将领们，立刻就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却又让他们胆寒的感觉。
对面的那支红军，仿佛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他们不再笨拙地走直线，不再固守着坛坛罐罐。
他们变得飘忽不定，灵动异常。
他们时而东进，时而西突，时而大踏步地前进，时而又出其不意地后退。
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回归之后，指挥的第一场神来之笔。
他指挥着三万多红军，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来回穿插，纵横驰骋。
他就像一个最高明的棋手，将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玩弄于股掌之间，调动得东西奔波，疲于奔命。
蒋介石亲自飞到贵阳督战，却依然无法捕捉到红军的踪迹。
他只能在地图上一遍又一遍地推演，却始终无法理解，对方下一步棋，会落在何方。
那种熟悉的无力感，再次笼罩了他的心头。
他终于意识到，那个可怕的对手，又回来了。
05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这场终极对决，也迎来了最后的摊牌。
此时的蒋介石，手握着四百三十万装备精良的美械部队，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的城市和资源，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他自信满满地对美国记者说：
「共军的崩溃，指日可待。」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再次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狂怒之中。
他发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江西“围剿”时的窘境。
不，是比那时更加糟糕的窘境。
因为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几万衣衫褴褛的游击队，而是一支拥有上百万兵力，并且指挥系统已经高度统一和成熟的解放军。
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依然是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毛泽东。
毛泽东坐镇在陕北的窑洞里，用一部电台，指挥着全国几大野战军，在数千里的战线上，与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宏的史诗对决。
而蒋介石，则再一次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越级指挥，战场微操。
他似乎忘记了，他现在的对手，已经不是那些可以被他随意拿捏的旧军阀。
他的每一个指令，从南京的国防部，通过层层电波，传到前线的军、师、甚至团一级。
这些指令，往往是基于他自己在地图上的推演，完全脱离了瞬息万变的战场实际。
而前线的国军将领们，则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打，还是不打？听，还是不听？
听了，很可能是个错误的命令，打了败仗要自己背锅。
不听，就是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后果更加严重。
久而久之，国军内部形成了一种极其诡异的氛围：但凡有战事，将领们不再主动思考，不再临机决断，而是第一时间向南京请示。
仗打赢了，是委员长指挥有方。
仗打输了，也是委员长指挥的，自己没有责任。
整个国军的指挥系统，陷入了僵化和瘫痪。
东北战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最初，国军在东北的形势，一片大好。杜聿明指挥部队，一度将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压缩到了松花江以北的狭小区域。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一纸调令，将他最信赖的“草包将军”陈诚，派到了东北，接替了杜聿明。
陈诚一到任，便全盘推翻了杜聿明的战略部署，四处出击，分兵冒进。
结果，仅仅五十多天，就被林彪抓住机会，歼灭了六万九千人。
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军在东北的优势，便荡然无存。
蒋介石心急如焚，亲自飞到沈阳，直接指挥。
他命令廖耀湘兵团，西出增援锦州。
廖耀湘认为，锦州已是死地，不应再去送死，建议先夺取营口，从海上撤退，保全主力。
蒋介石在电话里，对着这位黄埔爱将，破口大骂，逼着他必须执行命令。
结果，廖耀湘的十万精锐，在辽西走廊，被解放军包围全歼。
淮海战役，更是将蒋介石“微操大师”的本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命令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固守待援。
杜聿明认为，黄百韬兵团是孤军，必须立刻撤退。
蒋介石不听，严令死守。
结果，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
他命令黄维兵团，从河南驻马店，千里驰援徐州。
白崇禧认为，这是让黄维兵团去送死，坚决反对。
蒋介石一意孤行。
结果，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维被俘。
一场场战役下来，国军的精锐部队，就这样，在蒋介石一次次的“神指挥”中，被一个又一个地断送。
连被俘的杜聿明都忍不住悲叹：
「不知三军之事，而统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统三军之任，党国危矣！」
这句痛心疾首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
周恩来后来也曾有过一句非常公允的评价，他说：
「在中国，除毛泽东无人是蒋介石对手。」
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蒋介石的军事才能，绝对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无论是统一广东，还是北伐战争，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的悲剧在于，他遇到了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不世出的军事奇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结合了马列主义，并在残酷的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而形成的。
那是蒋介石在任何一本外国军校的教科书上，都学不到的东西。
这就形成了一种“降维打击”。
当蒋介石还在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还在用传统的军事思维，计算着兵力、装备的对比时。
毛泽东思考的，却是人心向背，是战略全局，是如何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
一个在战术层面，一个在战略层面。
这场对决的结局，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注定。
当历史的硝烟散尽，我们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或许，用“既生瑜，何生亮”来形容蒋介石的心情，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他并非无能，只是他的对手，光芒太过耀眼。
【参考资料来源】
《毛泽东选集》《蒋介石日记》《周恩来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美】陶涵（Jay Taylor）著配资网站排名第一，《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
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官网_股票配资网站查询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相关文章
相关评论
大盘指数行情走势
热点资讯